近500噸應急食品因即將過期被焚燒，這些食品原本足夠約150萬名貧困地區的兒童吃上一周；數百箱美國品牌的食品援助被貼上“銷毀”標簽，理由是它們已經在美國佐治亞州的倉庫放了太久……美國國務院發布的一份備忘錄顯示，在全球多地面臨食品嚴重短缺等人道主義災難的今天，有超過6萬噸商品滯留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倉庫，越來越多的食品已經臨近保質期。
本屆美國政府認為，美國對外援助投入太多，回報太少。今年1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首日，就以“美國優先”為名，提出要“優化資金效率”，大規模凍結或削減了對外援助。今年7月1日，本屆美國政府又宣布，即日起正式關閉運營近64年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83%的對外援助項目被取消。
這一幕比照歷史，演繹著美國政府立場的“變奏曲”。
1960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在談到饑餓問題時，他慷慨激昂：“我們絕不能忘記，盡管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糧食生產過剩，但仍有數億人，尤其是在世界欠發達地區，遭受著饑餓和營養不良的折磨。這種矛盾的局面不應再繼續下去。”
然而，當年的豪言壯語終究變成了選擇性遺忘。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全球饑餓問題仍然十分嚴峻，而美國背棄諾言削減糧食援助更讓這一切雪上加霜。聯合國機構發布的《2025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顯示，2024年全球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的人數和營養不良的兒童人數超過2.95億人，比2023年增加近1400萬人；面臨“災難性”饑餓的人數增至190萬人，創下歷史新高。
實際上，美國對外糧食援助原本也不僅限于慈善意義，而是算了另外一筆賬。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國內農業面臨嚴重的生產過剩。供過于求導致農業危機周期性爆發，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收入下降，美國政府被迫出臺政策，限制糧食生產面積，但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是在1953年，美國過剩農產品規模創下歷史紀錄。更糟糕的是，鑒于儲存成本過高，不少農產品“倒在了收獲前夜”，像垃圾一樣被遺棄在莊園的各處。
當時，一位名叫彼得·奧布萊恩的堪薩斯州農民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他在當地農業局會議上建議，將多余的糧食送往有需要的國家。此舉一方面可以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助力糧價回穩；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那些正受到饑餓威脅的人們。這個想法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認可。195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農產品貿易發展與援助法案》，由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成為法律。
然而，國際社會對于《農產品貿易發展與援助法案》的評價并不高，主要原因是，美國政府在文案中反反復復使用“處置剩余農產品”等表述，讓受援國“心里很受傷”；而“處置”與“剩余”二字，顯然也把美國希望借此幫助農業走出生產過剩困境的心態直白地表露出來。同時，美國國內也出現了要求修改表述方式的呼聲，希望將余糧“用于解決世界饑餓問題”。后來，該法案被正式更名為“糧食換和平”計劃。
在之后的日子里，圍繞服務美國自身利益，糧食援助又被當作外交籌碼，進一步演變成“胡蘿卜加大棒”中的那根“棒子”。其方式包括：一是基于利益最大化，進行選擇性援助，同時配合對敵對國家的糧食禁運政策；二是經常性設定或附加援助條件，迫使受援國遵照美國意愿行事；三是憑借自身優勢地位，威脅“施加援助制裁”。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
比較有名的一個案例發生在1965年。當年，由于連年干旱，印度糧食大面積減產，面臨大饑荒，美國遂開始將國內的剩余糧食運往印度。美國政府的策略是：糧食援助規模依據印度的表現而定，將頻率定為按月發放，借此將糧食援助的“工具屬性”發揮到最大。有專家吐槽，這就好比使用更短的韁繩，讓馬匹只能亦步亦趨地走在美國設計好的道路上。事實也的確如此。在中斷糧食援助的威脅下，印度在農業政策、市場準入、本幣匯率等多個領域對美國作出了讓步。
對美國而言，對外糧食援助不僅可以幫助美國緩解國內農業生產過剩壓力，同時也是美國向國際展示實力的重要載體，同時還成為其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博弈工具，堪稱“一石三鳥”。
如今，新一屆美國政府開始“精打細算”，在糧食援助上算起了“回報率”。不過，本屆美國政府好像也沒算明白。作為世界最大的發達經濟體，美國長期占全球GDP總量的25%以上，但其在對外援助上的投入卻與其地位不符。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美國對外援助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發達國家中排名墊底。2024年，美國政府將其國民總收入的0.22%用于對外援助，而同期英國的數據為0.5%，挪威和盧森堡則均超過了1%。
更嚴重的問題則體現在“美國優先”的戰略定位上。當全球責任讓位于“美國優先”，全球眾多嚴重依賴糧食援助的地區均遭受沖擊，很可能在國際社會上引發一連串不可預期的連鎖反應。
一方面，在全球饑餓水平因地緣政治危機和全球氣候變暖愈加嚴重之際，此舉無疑是在傷口上撒鹽。世界多地糧食援助項目被迫停擺，食品供應銳減。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出警告，美國中斷緊急糧食援助相當于“對千百萬面臨極端饑餓的民眾判處死刑”。比如，受援助規模所限，世界糧食計劃署已經計劃大幅削減撥給肯尼亞窮苦民眾的口糧，其中對最脆弱群體的援助將銳減60%。
另一方面，美國農民也深受“削減行動”之害。比如，在美國農業大州堪薩斯，聯邦政府大幅加征關稅、削減農業補助和全球糧食援助的行為，已經導致該州農產品庫存膨脹、市場萎縮，農產品價格劇烈震蕩。據外媒報道，2024年，堪薩斯州小麥總產量的一半均銷往海外市場，但如今這些買家已大多流失。甚至有一家大型谷物經紀商已經公開表態，有計劃將一些曾用于出口的谷物轉作狗糧原料銷售。
如此看來，所謂的“精打細算”不過是一筆事倍功半的“糊涂賬”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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